所以，对于与国际市场息息相关的中国国际化企业来说,不能做缩头乌龟，不能韬光养晦,在涉及企业市场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必须表态，必须态度鲜明地而不是谁都不得罪地表态，有时还要挑头当那个被枪打的出头鸟,不光是要有大企业的声音，更要有强企业的姿态。

全球化已经取代二十世纪的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化。现在的全球化，不会是美国化，不会是欧盟化，不会是日本化，当然我们也不要指望它是中国化。现在的全球化，竞争性和以往相比更剧烈，只是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内涵在减弱，经济竞争力和企业的份量在加大。

以20世界末期为界限，国家在人类社会中以组织形式为载体的标志性也在降低了，与此同时，企业在人类社会中以组织形式为载体的标志性在上升了。比如说，你在一个跨国公司或国际场合中，我们对一个人的最原始最直接的判断除了他或她是男人或女人，以往还下意识地会判断或问人家是哪国人，而现在，我们可能会更多地下意识他或她是哪家跨国公司的人。传统意义上的以国家（语言肤色信仰民族传统）为分界线的格局已经被工作企业或组织所取代。国家更多地留下了强力工具或选举这些传统的东西了。

国家的重要性在逐步消失，在全球化的时代，要求人们在作为一国国民公民的基础上，具备世界公民的视野，在全球性环境问题在与他国公民交往中体现国人作为合格世界公民的形象和声音。

在中国人的价值理念中，每个人的生命价值应该是相同的，事实并非如此。不同的人有不同价格的命，可能平时看不出来。一出事故，就能看出来了。我通过观察这些年不同行业和阶层事故死亡人的事例,得出一个计算方法: 

死亡赔偿金额=普遍标准x(乘)事件影响力（媒体曝光+领导批示）x(乘)行业关注度*(除)隐瞒率*(除)死者身份

普遍标准是一个纸面的东西,关键看事故媒体曝光和领导批示情况, 媒体曝光和领导批示情况范围越大级别越高, 赔偿金额就可能更多,否则就越少.此外,如果事故发生的行业本来就倍受关注,比如矿难, 赔偿金额就可能更多,如果发生在一个不起眼的行业赔偿金额就越少.与此同时,如果被隐瞒的可能性越大,赔偿就越少,死者的身份不同赔偿也可能不同,比如说民工不如合同工多,合同工不如正式工多,正式工不如管理人员多.

中国目前煤矿企业从业人员基本为农民工，矿工的生命值多少人民币。大约20万，已经算比较高的了，令人羡慕。你很少看到矿难后有后续纠纷，就因为赔钱比较多。但也导致事故会更多，为什么？矿主赔钱他要转移到成本中去，后续安全隐患更多，目前的矿难赔付标准太低，死亡矿工的赔偿金与煤矿矿主的高额收益相比根本构不成比例，赔钱与利润比很小，不怕死人,全国每百万吨煤死亡5人，按照目前的市场状况．百万吨煤获毛利高达1亿元，即便按每人20万元的赔偿标准也不过100万元，相对1亿元的毛利这算什么？还有，因为矿难一批矿被关，供应减少会导致价格上涨，也会有别的矿或其它行业加入进来盲目生产，又必然导致新事故。煤矿死亡矿工每人不低于20万元的赔偿标准自2004年在山西省率先实行以来，一直被认为是遏制矿难、维护矿工利益的力举而广受褒扬。但三年来的事实说明，仅靠提高赔偿标准并不能起到预想的震摄作用，而各地赔偿标准不一更易引发事故处理争议。

对矿难的赔偿，基本是一锤子买卖，矿工的生命被明码标价，或高或低一次买断，这笔“买命钱”付讫后，矿工家人的生活不管以后遇到什么困难，没人再承担。2004年年底国家将矿难赔偿标准定为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稍稍对遇难矿工的家人有所安慰，之前，全国的矿难赔偿标准基本是每人1－5万元，如南丹矿难每人只有2万元，陈家山矿难每人44640元,当时已是全国最高标准。在贵州一些非常落后的地区，矿工的命曾经只值5000元人民币。而矿主大赚黑心钱，出了事逃之夭夭，最后由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买单。死亡矿工大部分都是20到30岁，正是家庭顶梁柱，一个家庭摊上一个，这个家就毁了。所以严格讲，即使赔偿20万元也是不够的。但相比较别的行业,这矿难赔偿算是快的是好的了.

一般安全事故赔偿五花八门：对于赔偿额度，过去人死后赔偿额度很低，几千元到一两万元不等，无异于草菅人命。矿难严格意义属于工作事故。空难。纯粹是买的服务，理应陪的更多。事实并非如此.“１１·２１”包头空难发生后，空难赔偿标准引发争论. 国际上空难赔偿数额计算有两种方法：一是不区分旅客的身份，法律明确规定统一的赔偿数额；二是根据余生收入计算法来确定赔偿数额。实行差别赔偿标准，表明每一个人对社会对家庭的贡献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命不如另一些人命值钱，这一点还难以被社会所认识和接受.同命不同价的情况很多,请看:  某公司摔死一个民工，赔偿金额18万元；某医院输液拿错药致一感昌病人死亡，赔偿金额10万元；某公司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赔偿金额20万元.有的地方人身损害赔偿在设定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方面，区分赔偿权利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并按相应的标准分别计算。两种不同的赔偿标准数额悬殊较大。单就死亡赔偿金计算，据统计，广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８６９０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２３０５．２，二者分别乘以２０年得到的数字为１７．３８万元和４．６万元，相差１２．７８万元。人命关天,但人是不是同命呢?从此一目了然.

                            于新春/文

     如果一个学说或理论，只说自己是正确的，别的与它不唱同调的都是错误的。恐怕这种学说或理论也正确不到哪里去。

1867年9月14日，马大胡子的据说写了整整20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出版。以此为开始，内因外因的关系问题就被大师们“科学”地界定了。

这一理论以自己为尊，打压其它学说，别人的与此不同的学说几乎全被贴上唯心的、机会的、修正的等等标签。

对这一神书，我曾经专门学习过4年。仍然感觉自己愚笨，对其当中的一些观点。仍然难以保持高度一致。

现在，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个理论宣讲的内因外因的关系问题。

我们读历，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事件的发生很难用水到渠成这个词形容，往往是外部偶然性带来的，历史有规律吗？如果有，无规律就是它的规律。

我们常提到的导火索、机遇等影响一件事情发展变化影响一个人前途命运的，属于外因范畴。对于人来说，同样发展经历的两个人在新的一年里，其一遇到并抓住外来机遇发展起来了，其二没有得到外来机遇在原地踏步，这种情况太多了。

对于弱势群体而言，没有外因的机会或机遇，就会一直呆在社会底层，被强势群体压着。弱势群体没有好的内因协助他们改善局面，内因犹如基因，犹如天生的家庭背景。那个理论阐述的内因外因关系遏制了人们为改善自己命运的努力勇气，让人安于现状，接受自己地位的现实。

我们来假设几个例子：

一个人，昨天做飞机发生空难死了，原因何在，他不是因病而死的内因，是外部情况造成的外因。

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经济有起色了，归功于内部的正确领导还是也要充分肯定外部环境带来的推动力？

假设过后，来看史实。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大家都知道。但没有导火索，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能打起来吗，至少打的方式时间和结果及影响会不同的。

官方的正史往往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导火索导火线一提带过，马上接着重笔写统治阶层如何如何的英明领导。倒是民间的野史，会给我们在读史时带来一种亲切的真实感，会对作为导火索导火线的外因描写得较为详细。有时侯我们想想，对于当世的一些事件，都是众说纷纭，百年之后谁又说得清。不过，再怎么不清楚，有各种版本总比官方敲定的一种版本更能让人思考。唯一的答案，往往剥夺了别人思考的权利。

100多年来，外因的作用太被矮化底估了。对于外因，应正常看待，如果被哪一家理论钳制住手脚，就走不出新的思路。

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人的活动路径和思想空间是驰而有度的。但首先是驰。外在环境外在条件外在力量对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不会都是从属性的，在关键时刻，往往起关键的作用。对于外因的地位和作用，这么多年委屈很多，是到了抬头的时候了。

 一个成熟的相对和谐的社会,其公民脸上大多洋溢着具有对自己生活独立尊严自由自信心的放松气态.社会各群体之间有对立不可怕,关键是要有彼此之间对话沟通的机制及为此努力的人.从法律角度说,既要能够保障各群体保护自我权利,又要防止这种权利不能被滥用到以至于侵害别人的权利.

社会对民族产业该如何发展的议论以前很是热烈.我赞成争论,争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一个成熟的社会,一般采用少部分人服从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制定规则施行规则而不是用统一思想来回避或取消争论.如果既要解放思想又要统一思想,这是很麻烦的事.为什么以前的议论多但现在声音慢慢下来了呢,就在于大家已经从事实中得到一些启示.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大家都会表达看法,而不要一味定调说谁的看法一定对谁的看法一定错.就是在外牵力方面,也不能把外部世界对国内的影响都贴上标签.任何人的思想都不会完全一致.即使对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都会有不同的判断或结论或看法,思想,是一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一个人的思想如何跟他的地位年纪经历并不完全呈现正比关系.而且,思想本身也在大部分时候没有好坏之分.抛开被包装的被鼓吹的被神话的外衣,绝对的真理实在是少而又少.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更多的是需要造就一大批国际化企业\知名跨国公司,把民族企业和工业融合到全球化的浪潮中, 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是被他化,也不可能是被我化,而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皆欢喜.谁大喜谁小喜这要通过市场规则较量来得出,但绝非只有传统意义上的我活你必死的格局,应该是倡导和谐共发. 

民族的东西,做大了做强了.就是世界的了.自我关起来欣赏,那只是孤芳,只是逞强.

哪些人代表着西方的利益在国内博奕? 哪些人穿着中山装却用西装的语气在说话? 

自从中国的大门对外打开以来，这个站在外方立场替其说话的阶层就在不断形成中。粗线条分析，下面6大群体中容易出现新买办人物：一些涉外部门以和外方合作多少为自己政绩标准的人员、外资企业的高层中方员工、一些得到国外财力资助的国内学术机构及专家、有着外方股份或投资的国内一些媒体、推崇国外价值观的一些主流人士、寻求国际靠山的国内一些企业家。上述6大群体中的人员，以自己掌握的公权力、经济主导权、舆论控制权、生活方式引导力、社会活动力及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通过利益和资源的寻租，为一些跨国公司、国际团体、国际组织等外部机构或人员在华扩大影响力、寻求经济利益、制造观念渗透力提供制定政策、游说舆论等支持，这是一个潜在的且日益成形的阶层。 

只要一个国家不是闭关锁国，就会有代表外方利益的人或阶层的出现，但问题在于，一个成熟的开放型社会，既要有代表外方企业利益的人或阶层，又要有代表国内企业利益的人或阶层，既要有代表强势群体利益的人或阶层，又要有代表弱势群体利益的人或阶层，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秩序才会比较平衡而不太偏颇。 

如果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无法和外资企业相媲美，如果我们的一些立法把开放的道理老放在改革之前，如果跨国公司在华的影响完全畅通无阻不受到一些制约却广受追捧，长此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一个和谐的开放型社会，应是各种力量纵横交错、比较平衡协调的发展，而非一种声音盲目扩张。

　　　美国法国总统访华，不光是谈政治谈外交，帮本国企业游说要订单，表面现象看是不务正业，其实正代表了现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市场的争夺战。

      当前中国的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做生意”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们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正遭受着越来越多的始料未及的非商业风险，迫切需要政府部门为他们提供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去不能只追求经济利益，忽视了安全成本，必须有效切入投资国的政府、警察、海关和媒体部门，获得更多保护。此外，还要团结互助，合力开拓，更多融入当地的社会。

 　　实际上，与国有企业走出去相比，民营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积累的经验还很少，走出去的历史也不长，面临的风险更为不确定，它们既要懂市场规则，还要懂得外交规则。近年来，随着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民营企业实力的不断壮大，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如何更好地支持民营企业海外发展，参与国际竞争，是外交为改革开放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外交资源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利用的“稀缺资源”，但是现在还没有被充分地调动起来，企业有了外贸权不等于就有了外贸能力，中国企业需要了解出口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外交资源是帮助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重要资源。民营企业走出去要走好，除了要有自身的实力和勇气外，还要面对外部环境的挑战。政府主管部门需要：一是通过加强政府公关，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二是直接为对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提供信息指导；三是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法律支持和政治保护；四是引导民营企业建立预警机制，有效规避海外风险；五是尽快消除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性障碍。 

　　当前，中国民营企业面临“走出去”融入国际市场的历史性机遇。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要把走出去真正走好，也有很多应予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在境外投资的探索中也有颇多迷茫与困惑需要面对。中国铁建阿富汗事件、西班牙烧鞋事件等现实例子向我们说明了外交资源不应仅仅局限于为企业牵线搭桥，引导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它还应体现在维护企业和公民海外合法权益的各种政策中。而作为企业，一方面要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另一方面要懂得利用外交资源，依托政府和各种国际组织，积极进行海外拓展，实现自己的走出去梦想。

　　由外国个别地区对中国商品的极端行为而演绎的中国威胁论的子版本真多，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人口威胁论再到中国经济威胁论，随着这些谬论被客观事实一一驳回。现在又炮制出一个最新的名词-"中国商品威胁论"。各方有关中国商品问题的讨论此起彼伏，海外部分舆论所热炒的中国"商品威胁论"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增加了原材料需求，有可能会对一些国家带来不利影响。个别国际媒体长期以来仅用一只眼睛看中国商品问题。它们仅仅看到中国是一个商品生产大国，却对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商品消费大国的事实视而不见。

     当然，欧美各国早已形成了普遍的强势品牌，要把一个新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品牌深植于国外消费者心中，需要艰苦的努力。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一些商品面临着反倾销调查，专家认为大量的贴牌生产是其一大原因。实际上，对一些企业而言，贴牌虽简单易行，但面临的麻烦也不少。一方面贴牌容易因为加工出口量大而遭遇国外的贸易壁垒，另一方面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国际供应链中容易受制于人，要想在国际市场上争取主动，必须扩大自主品牌的影响力。有眼光的企业完全明白出什么不如出品牌的道理，并且身体力行。在合适的外交资源配合。 

     中国虽是世界大量商品的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但出口中自有品牌比例不高，自主品牌出口比重和附加值比较低，能在国际上叫得响的品牌寥寥无几，贸易收益相当有限，增长质量不高，出口商品档次亟待提高。从出口大国迈向出口强国，需要有一大批知名品牌企业作支撑。当前，我国外贸形势总的不错，在进出口贸易总额不断突破、出口规模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许多出口企业虽然出口规模大，但产品档次还较低，卖价不高，数量多效益不高，亟待注重产品质量、提高产品档次，只有注重品牌效应，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从历次广交会不难看出，各展馆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中国出口商品。然而深入了解就会发现，尽管广交会是“中国制造”最集中的展示窗口，以及“MADEINCHINA”在世界各个角落无处不在，但国外一些进口商只希望中国企业提供价格足够低廉的商品、再贴上他们自己的牌子赚取丰厚利润的事实，却强烈地震撼着、提示着中国企业再也不能埋头一味注重出口量，而要把品牌意识放在心上了。

大概是2002年左右,我见过这个人。当时我面见的彭定康先生，已是欧盟负责对外关系的委员。这大约是他出任欧盟外交事务专员5年的第三年。当时听他谈到欧盟出资保护西藏地区的文化历史文物。当时令人吃惊的是，现场感觉他很绅士，在那次会见前我可一直对他有那个大家都熟知的“千古罪人”的印象。

当时他对中国的评价肯定的居多，不象当港督时的火药味道了。他自己也说自从离开香港之后，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很好。

提起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的名字，很多中国人并不感到陌生。他是英国保守党前主席，1993年，48岁的彭定康被派往香港担任末代港督，亲眼见证了昔日日不落帝国的旗帜在东方明珠降落。离开香港后，1999年，彭定康被任命为欧盟负责对外关系的委员。上任后，他力主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并且为促进中欧关系数次访华，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我见到彭定康2年后的2004年，在角逐欧盟委员会主席失败后，他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出任牛津大学第294任校长，并将终身担任这一职务。虽然这个职务不能给他带来任何收入，却能让他享有极高的声望。

见到他之后，我对媒体评论一个人的结论就会用自己脑子过滤一下。抛开政治分歧而谈，这个有英国人天生绅士风度的政治家的人生轨迹值得研究。彭定康1944年5月12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在牛津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1966年，彭定康大学毕业后立即加入了英国保守党的阵营，由于在牛津所受的专业训练，几年之内，他便成为保守党政策咨询的头号专家。1990年到1992年，彭定康担任了英国保守党主席。他以政治起家，但没有以此为终生。他在一个合理的时间选择了一个合理的退出机制。2004年6月竞选欧盟主席失利后从此离开政治舞台。回到校园，回到人生的另外一个制高点。回到校园的彭定康认为：按照政治家的方式去想问题，你会发现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只是苍白地重现了校园里的事；虽然学校不像政府那样需要开会去决定事情，但我想在任何学校里都有相当多的政治。他认为，完美的政治家应该是透明和坚韧的综合体，要有传达信息的能力、发言的能力、要向人们解释你在做什么。

  在彭定康的从政生涯里，别人给他取了很多绰号或骂名。估计中国人最了解的就是“千古罪人”了。上世纪90年代在与北京高官出现最为激烈的争论期间，彭定康被许多人形容为“千古罪人”。有趣的是，彭定康自己坦率地回应他10多年前曾经获得的这一称号。他回应说觉得政治就是这样，英语里有句话:“石块和砖头会把你骨头砸断，绰号却伤不到你。”不过，中国人还是和为贵，在彭定康担任外交事务专员以及之后的日子里，中国人就从未如此再形容过他。

离开历史中的与香港有关的彭定康角色来看彭定康，他的一些言谈对中国而言并不比其它西方政治家更苛刻。1999年回到欧洲的彭定康，成为英国派驻欧盟的代表之一，并在2003年成为20位欧盟专员之一，负责对外关系。在担任欧盟对外事务委员会专员期间他经常访问中国。在这一阶段，彭定康对有关中国问题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尝试着努力推动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并且解释欧洲不应该将内部经济的问题怪罪于廉价中国商品的进入。对于去年欧盟对华纺织品的反应，彭定康直言，他对这种“老式”的保护方式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欧盟的政策需要改写。彭定康直言不讳地说：欧洲要求中国遵守规则，但当这些规则不利于欧洲发展时，他们就要修改，这种做法对中国并不公平，看看吧，那些在欧洲本土生产的便宜商品，有些是非法移民生产出来的，这又如何解释？

从外部政治家牵力的角度看，在国际社会政治家中，彭定康的言行对华影响是相当大的。比较庆幸的是，双方在历史的纠葛中终于走出来了，没有留下太多的创伤。由此而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人在哪个位置上就会吆喝哪个口号，有时侯不必要把这个人特定阶段的言行放大到其一生中来下结论。沟通对话比争吵更重要，作为末代港督的彭定康与作为欧盟对外关系委员的彭定康对华政策完全不同，影响完全不同，自然，中国对他的评价也就完全不同。

这位东西方之间曾经的特殊人物，在人们记忆中逐步淡化的末任港督，现任的牛津大学第294任校长，似乎又在以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他的作用，丰富着自己的人生。（外牵力——外部政治家牵力纵横谈）